太空武器化让地球头悬利剑

何奇松

太空武器化——即发展各种陆基、海基、空基、天基反卫星卫星——是太空安全最大的隐患。由于卫星与战略核力量紧密相连，因此，太空武器化破坏了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目前，太空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各国在太空“对抗”的意味变得浓厚起来。

太空安全重在合作

因为技术飞速发展，冷战时期确立的国际太空法无力应对当今太空安全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在太空安全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进行着合作。中国正在加大太空技术与科学的研发力度，今后将有更多的航天器进出太空、在轨运行；美国运用卫星的程度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望其项背的，但是美国对卫星的依赖程度与其保护卫星的能力之间严重不均衡。中美两国都承认确保太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为了减少太空碎片对卫星的影响，两国都致力于太空碎片的减缓，在此领域进行有限度的合作。中美两国都是机构间太空碎片协调委员会（IADC）的成员国，一起制定了联合国《太空碎片减缓指南》，用来指导各国太空碎片的减缓工作。

中国在研制火箭末级剩余推进剂排放系统时采纳了美国科学家的建议，解决了长征运载火箭自身爆炸问题。专家指出，“长征四号火箭的钝化措施，是中国最成功的空间碎片减缓办法，在国际上也可圈可点”。从技术手段上减少运载火箭爆炸、卫星解体等产生的太空碎片固然有助于太空安全，但是不能排除碎片撞击在轨卫星的可能性。因此加强对太空碎片、卫星运行的监视、跟踪等信息至关重要。中国在太空态势感知方面的能力远不如美国。为了避免太空事故的发生，美国向中国发出了有关太空碎片等信息。2010年，美国向中国提供了147次卫星的预警信息。2011年，美国向中国、俄罗斯等国提供了1100多次的此类信息。

如果说中美两国在太空碎片减缓、太空态势感知方面上的合作，美国多少带有一点“私心”的话——如果中国的卫星遭到撞击，会产生碎片，鉴于美国在轨卫星最多的现实，因此其卫星被碎片撞击的概率从理论上最大——那么两国在有关太空活动上采取的透明与信任建设措施，都是出于“公心”。为了避免各自对对方的太空意图进行猜疑与发生误解，进而出现严重的太空冲突，两国采取一些措施，增加太空活动的透明度。美国在国家太空政策官方文件中阐明了美国太空意图，电视直播航天飞机进出太空，接近、飞离国际空间站，等等。中国也通过《航天白皮书》向世界宣告中国进行太空活动的目的，电视直播“神舟”系列、“天宫一号”等卫星的发射、“神八”与天宫一号的交会对接，等等。于公于私，中美两国合作有利于太空安全，有助于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

各唱各调何谈共赢

尽管两国在太空安全上有着共同利益，但是两国在太空安全问题上也存在着利益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对抗。中国始终认为，太空安全的最大隐患来自于太空武器化。美国为了谋取太空霸权，继续保持领先的军事优势，大力推进太空武器化。中国、俄罗斯2008年联合向联合国递交“防止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对外层空间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该草案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而美国首先借口国际社会对“太空武器”的界定没有共识，根本否认存在太空武器化问题。其次，美国认为中俄的条约草案只禁止天基反卫星武器，不禁止地基反卫星武器，旨在束缚美国发展天基武器，放手让中国发展地基反卫星武器。第三，中俄条约草案没有核查机制，无法验证一国是否违反了条约。美国公开表示断然不能接受中、俄条约草案。由于美国等国家的反对，国际裁军大会就限制太空武器化问题的谈判陷于僵局。

针对中国主张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来确保太空安全，美国发起了“国际太空行为准则”倡议，企图用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行政协定，规定太空行为体进行负责任的太空活动，约束不负责任的太空活动，同时要求增加太空活动的透明度。美国签署这个准则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限制美军的太空利用，不能限制美国保护本国与盟国的能力，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例外”原则。这一点遭到中国的反对。中国不反对增加太空活动的透明度，但是应该根据一国的现有能力有差别地提供太空透明度。此外，美国对太空飞行器X-37B的飞行任务、功能等严加保密，完全没有透明度。一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准则，无法做到对违反者进行惩罚，注定将成为一纸空文。

中国主张中美两国进行太空合作，可以消除两国之间的误解，而美国则认为两国在太空技术上差距很大，中美在太空合作上不会是“共赢”，只能是中国获益，美国失去很多。于是，美国对中国实施了严格的卫星出口管制政策。在今年美国国防部评估调整卫星出口管制政策给美国带来的安全风险时指出，“太空作战能力是中国民族自豪的源泉，也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关键点，但可能与美国国家安全目标背道而驰”。因此，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国维持严格的卫星出口管制政策。实际上，中国太空技术的发展完全是自力更生的结果。正如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所说的那样，美国严格的卫星出口管制政策不是限制而是促进了其他国家太空技术的“崛起”。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